喜歡福爾摩斯的人，都知道柯南道爾筆下的這個人物，喜歡戴著一頂獵鹿帽，身披斗篷，手拿彎柄煙斗，充滿了英倫紳士的色彩。但實際上，在柯南道爾的原著中，福爾摩斯從未戴過獵鹿帽。

《神探夏洛克》中的福爾摩斯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什么是獵鹿帽呢？顧名思義，就是歐洲人在野外打獵時戴的帽子。在外形上，它是使用幾塊布片縫制在一起的，前后都有帽檐，也有護耳。對于外出打獵的貴族們來說，這樣的帽子可以很好的保護脖子和耳朵，防寒防曬，算是19世紀最受歡迎的一種款式吧。

不過，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僅僅戴著一頂“有護耳的旅行帽子”，或者是“一頂服帖的布帽子”，并沒有說明是獵鹿帽。只不過，當時的插畫師們，在給故事配圖的時候，發現獵鹿帽的辨識度高，更容易被人接受。所以，大家都認同福爾摩斯的獵鹿帽形象了。

但是，福爾摩斯第一次出現在插畫中，并非戴著獵鹿帽。

大衛·亨利·福瑞斯頓筆下的福爾摩斯

1887年，畫家大衛·亨利·福瑞斯頓（David Henry Friston）受邀給《血字的研究》畫上插畫，這是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第一次出現在人們面前。在大衛的筆下，福爾摩斯身披斗篷，手持放大鏡，頭上戴著的并非獵鹿帽，而是一頂高禮帽——這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受紳士歡迎的帽子。

不過，這個造型似乎有點“平庸”，讀者們并不買賬。在人們的想象中，福爾摩斯并非普通的英倫紳士，他并不古板，也沒有這么多規矩，應該讓這個大偵探個性一些。于是，福爾摩斯獵鹿帽的插畫形象，反而收獲了大多數讀者的贊譽。

電影時代的福爾摩斯更是廣受歡迎，很多優秀演員都扮演了這一角色。但是，最被廣大觀眾接受的經典福爾摩斯扮演者，是英國演員杰里米·布雷特。

杰里米·布雷特

在這之前，演員們都是在“演”福爾摩斯，到了他這里，沒有了“演”，杰里米·布雷特就是福爾摩斯。這可能是對一個演員的最高贊譽之一了，對很多的福爾摩斯電影迷們來說，杰里米·布雷特依然是最經典的福爾摩斯。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杰里米·布雷特對原著進行了大膽的“顛覆”，塑造了一個更適合熒幕表現的福爾摩斯形象。杰里米不僅讓福爾摩斯減少了抽煙的頻率，更是讓這個19世紀的大偵探，戴上了那個時代最流行的高禮帽。

這才是真正符合歷史的裝扮，19世紀的倫敦大街上，不會有人戴著獵鹿帽逛街，因為實在太蠢了。

杰里米·布雷特一定認真研究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裝扮，才會做出這一改變的。下面我們也回到那個特殊的時代，看看英國紳士們都是什么形象。

19世紀英國街頭

在為數眾多的表現19世紀英國街頭場景的畫報中，紳士們往往都是身穿禮服、頭戴高禮帽，至少有一半的男性留著胡子。也就是說，維多利亞時代的男性，非常流行的高禮帽和胡子。

我們先從胡子說起吧，因為八字須或者絡腮胡子滿大街都是。在當時的整個歐洲，留胡子都成為一種時尚，比如希臘的男性，不分什么階級，都喜歡留著八字須；政客和精英階層喜歡留著濃密的絡腮胡子，比如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德國人更喜歡兩撇濃密的八字須，比如哲學家尼采、德皇威廉一世、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法國印象派藝術家幾乎人人都留過絡腮胡子……

每個人都知道胡須并不方便，吃飯時容易粘到湯水和食物，精致的八字須還需要經常修剪——不過當時的歐洲男人并不在意這些，因為這是一種時尚。

和胡子相比，高禮帽更是英國男人必不可少的裝飾。

19世紀20年代之后，高禮帽迅速風靡開來。首先佩戴的是中產階級，然后開始流行至貴族階層，在不到30年時間里，整個英國的大街上到處都是高禮帽。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黑色禮帽的高度也在不斷的增加，以至于最后有些人頭上像頂了“大煙囪”一樣。

19世紀倫敦街頭

雖然絡腮胡子并沒有流行太長時間，但是高禮帽的生命力卻非常頑強。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初，整個歐洲都充滿了帶這種帽子的人。而且，與之搭配的斗篷也開始流行，當時的中產階級尤其重視自己的形象，哪怕是一些窮人，為了體面也會買一頂高禮帽戴上。

對高禮帽的癡迷夸張到什么程度呢？1893年柏林一家報紙刊登一個報道：有人爆料稱一個“沒戴帽子的男人”在街頭游蕩，騷擾路人，他顯然精神不太正常；狄更斯在小說《我們的朋友中》，塑造了一個靠打撈泰晤士河中的死尸、掏死者腰包為生的角色，狄更斯形容他為“野人”，因為他“頭發蓬亂”。

高禮帽已經不僅僅是身份的象征，還成了“文明”的符號。這種帽子顯然沒有獵鹿帽更加實用，實際上英國人喜歡帶著他們看戲劇和聽歌劇，似乎很阻擋視線……但是，這種帽子從來就不是為了實用而誕生的。紳士們在倫敦街頭碰面之后，往往會舉起帽子向對方致敬，這是一種文明禮貌的表達方式。

所以，住在大城市的福爾摩斯，絕不可能整天帶著獵鹿帽轉悠，人們會覺得他精神有問題的。

那么，這種造型夸張很不實用的高禮帽，到底因為什么而流行呢？

高禮帽在倫敦街頭很常見

就算是那個時代的人，也不去深究一種流行服飾的來源。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能讓歐洲大多數男人（包括各個階級）都喜歡上的裝扮，一定不是“好看”這么簡單的理由。

現代研究者認為，19世紀歐洲男性留胡子和戴高禮帽的流行，源于對女權主義的一種“無聲抗議”。

和很多人想象當中的不一樣，直到19世紀的歐洲，女性依然“地位地下”。根據著名的《拿破侖法典》規定，歐洲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女性不能成為法人。在結婚之前，他們只能聽從家長的安排。在結婚之后，就要丈夫代替行使法律權利。也就是說，19世紀的歐洲女性，大多數無法獨立簽署合同、提出訴訟，甚至是改變自己的居住地址。

自行車也是19世紀很多女性的最愛

不過，資產階級還是“有限度”的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比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很多大學愿意接納女性學員；女性通過爭取獲得了一定的選舉權（某些國家地區）；女性可以參加工作，尤其是以前不讓女性參與的行業；1870年英國通過的《已婚婦女財產法》，保證了婦女賺取的收入歸自己所有；19世紀末女性開始活躍于報紙和雜志編輯領域；通過騎自行車改變服裝上女性特點……

受教育程度高和廣泛參與到社會生活中，讓女性爭取自身權益的覺悟越來越高，女權主義運動也越來越多——資產階級的男性雖然認同婦女地位的提升，但是又很擔心男性地位的相對降低。

實際上，數千年來歐洲男性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一個紳士不該反對女性爭取自身權益，那該怎么繼續強調自身的“男性優勢”呢？

舞臺上流行的高禮帽

很簡單，通過黑色禮服、胡子和高禮帽。19世紀所謂的體面，不僅是男人之間財富地位的體現，還是如何讓自己“像個男人”。雖然當時的紳士們沒有以惡意歧視女性，但他們還是從內心深處希望能夠在女性面前保持足夠的“優勢”。

于是，八字須和絡腮胡子出現了，這讓男人顯得更加“陽剛”，尤其是濃密的胡子能遮掩臉上細小的表情，能讓男性做到喜怒不形于色——19世紀的歐洲人認為，流露感情是女性的特征。

而高頂禮帽也是也是通過嚴肅的色彩和高度，強調男子氣概。和黑色斗篷搭配起來的話，更顯得很有“男人味”。因為在當時，女性的服裝和配飾往往非常艷麗，女性更愿意展露自身的優勢，更愿意用漂亮的服裝和配飾引人注目。

《紐約黑幫》里的高禮帽

當然，19世紀的英國男人絕不會承認，留胡子和高禮帽是為了保住男性的驕傲地位。那時候他們有一些其他的解釋，比如有人就說空氣中充滿了有害氣霧，濃密的胡子可以過濾掉毒氣。至于高禮帽，自然被解釋為文明的象征……

當然，“流行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就算是身處其中的癡迷者，也難以說出流行的主要原因。別人都這樣，所以我也要這樣。

福爾摩斯的高禮帽，雖然起源于對男性地位的強化，但是很快就淡化了這一原始目的，成了純粹的男性裝飾物——代表著體面的歐洲人形象。

卓別林的經典性形象

這一形象也傳到了美國，在影視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紐約黑幫》中的夸張高禮帽，就是早期移民努力保持男性優勢和凝聚力的表現。而卓別林電影中流浪漢夏洛爾，也是一身禮服頭戴黑色禮帽，毋庸置疑，卓別林想告訴我們，這個形象在努力的保持“文明體面”，想獲得人們的尊重。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有著太多象征意義的東西。19世紀的歐洲，也有著太多的矛盾與抗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舊貴族與新興資產階級、男性與女性、工業化與環境、文明與暴力……這一切，都在藝術作品和人們的生活中體現了出來，就像福爾摩斯頭上的高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