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庫區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是柑橘種植大縣，全縣柑橘種植面積約40萬畝，年產柑橘超100 是秭歸縣夏季柑橘的收獲時節。圖為8月10日，技術人員在秭歸縣泄灘鄉坊家山村幫當地村民轉運柑橘。萬噸。眼下，正 新華社

本報記者|張守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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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有多大？日前，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拋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人們容易陷入情緒化的二元對立，要么樂觀，要么悲觀，缺少位于兩個極端中間的判斷。樂觀派如長江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李偉，他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存在較大的困難，而且一些問題是結構性的，不容易解決，但從長期來看，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保持樂觀態度。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洪灝認為，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率能達到平均每年2%左右，已經是很樂觀的預期了。他的這一看法被認為是高度悲觀的，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十年都可能擺脫不了“極低速增長”的命運。劉俏的觀點則是，理解中國經濟，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聚焦解決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最重要的第一性問題。如果不了解中國經濟過去40多年高歌猛進背后的原因，那么就很難理解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成長的空間。

“沒有什么比正確地回答錯誤的問題更危險的。”劉俏引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德魯克的話來展開自己的論述。中國經濟奇跡終結了嗎？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率到底是多少？3年疫情期間4.5%的年均增速是否意味著一個新的常態的出現？傳統經濟增長動能逐漸式微之際，引領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新引擎又是什么？劉俏給出的答案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靠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通常叫做技術進步率，系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中用來衡量純技術進步在生產中的作用的指標的又一名稱，所謂純技術進步包括知識、教育、技術培訓、規模經濟、組織管理等方面的改善）的增長來做最終驅動力。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我們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樂觀來自歷史

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1978年至2022年這45年間，中國GDP平均年增速高達9.1%；即使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GDP年均增速已經降到7.6%（2010~2019年），中國在這個階段的絕大部分年份仍然貢獻了全球30%以上的增長。由此，劉俏認為，將這樣的經濟表現簡單外推去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潛力，人們很難不產生樂觀的情緒。

悲觀者傾向于將觀察的側重放到近期中國經濟形勢正在經歷的轉變：自2015年GDP增速破7之后，百分之六點幾的增長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的常態。

劉俏認為，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中國強力推進工業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同期貢獻了近40%的GDP增長。這很容易就解釋為什么1980~2009年這30年我國能夠保持年均10%的經濟增長。中國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與通過改革開放推進工業化有關。然而，在制造業總產值和附加值于2010年超過美國，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大國之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下降，從工業化階段的年均4%逐漸下降至2%以下；同期中國的GDP增速也從改革開放最初30年的雙位數下滑到疫情前的6%左右。

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如何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最大的不確定性。劉俏介紹，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之后還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傳統觀點認為，在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到2%以內后，我國長期增長率大約只是在3%~4%之間，中國將長期面臨與西方國家一樣的生產率增長的挑戰。與這樣一種歷史宿命論相對，中國有沒有實現歷史一種新的可能性：在傳統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中國依然能夠找到一系列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在未來十幾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而實現5%左右的中長期GDP增速，至2035年實現GDP總量和人均的翻番（相較于2020年的水平）？“對全要素生產率未來增速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空間的判斷。”劉俏表示。

中國經濟最近四十余年巨大的成功是學術界的一座“富礦”

中國經濟最近40余年的高歌猛進是世界經濟史上一個宏大的敘事。中國經濟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為學術界的一座富礦，催生出關于“中國到底做對了什么”的各種理論解釋。劉俏表示，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增長的各種解釋雖然側重不一，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中國的增長范式很大程度上符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描述。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要素（資本、勞動力）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來解釋。

要素投入方面，過去近40年，因為有“人口紅利”，大量的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投入到我國的工業化進程中，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在資本投入方面，我國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通過引進外資和大基建、房地產等投資，形成了大量固定資產，以這些資產為抵押品的銀行信貸，進一步推進了我國社會信用的擴張。“這是中國發展模式很重要的一個特色。”劉俏認為。

“更為關鍵的是，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因為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保持了很高的增速。”劉俏表示，一個國家在完成工業化過程中通常能夠保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而在工業化結束之后，因為服務業占比大幅提升時，再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高速增長就變得比較困難。技術革新、規模經濟、生產組織方式及激勵機制的創新等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對生產率增速的邊際推動作用在完成工業化之后會逐漸變弱，這是經濟演進的一個基本規律，有大量實證事實的支持。

中國的工業化是“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故事

劉俏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思想和理論上擺脫了政府與市場簡單二元對立觀點的束縛。政府頂層設計與激發底層活力相結合，合力建立一個大規模市場，使得大規模生產和產業的崛起成為可能；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布局，逐漸從價值鏈的低端領域向高端領域邁進，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中國的工業化是一個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升的故事，也是一個投資強度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的故事。”劉俏認為，我國改革開放至今的絕大部分年份，投資率保持在GDP的40%以上，尤其是過去40年我國正經歷工業化過程中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一個大周期，對于這些關鍵行業的大量投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

“過去的40多年，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緊密結合。市場的無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搭配在一起，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劉俏表示，政府通過五年規劃、產業政策、金融資源的配置等聚焦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節點行業。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通過生產網絡傳遞和放大，形成溢出效應，帶動了上下游大量市場主體的出現，對總體經濟產生一個倍數效應。可以說，越是處于節點位置（生產網絡里密度最高的區域）的行業，對經濟的影響越大。實證研究也顯示那些產業鏈比較長的投資項目一般給當地經濟會帶來更多的就業、稅收和增長。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大挑戰就是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

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是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一個經濟體從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向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轉型必然發生的一個規律，世界主要的工業化國家在完成工業化之后概無例外都經歷了這一階段。劉俏分析，以美國為例，上世紀80年代至今，雖然率先引領了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生命科學等技術革命，而且革命性的技術帶來新的市場、服務、產品和高科技公司，按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應該很高，但是，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早在1987年就指出，“計算機時代隨處可見，就是無法在生產率數字中找到蹤跡。”新一輪的技術變革沒有阻止美國生產率逐漸下滑的基本局面。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近40年已經下降到1%左右，最近10年甚至不到0.7%。第三次工業革命并沒有像發生在工業化進程中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一樣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大幅提升。經濟學家們把這一現象稱為“生產率增長悖論”。

我國同樣面臨“生產率增長悖論”的挑戰。劉俏表示，目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已經下降到2010~2019年的1.8%。“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這個宏大敘事中最重要的章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一國經濟表現的決定性因素。自工業革命以來，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之后能夠長期保持2.5%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既然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生產率持續高速增長也是例外而非常態，中國有沒有可能再創造一個奇跡：在高速增長之后還能長期保持生產率的增長？這就是劉俏提出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還有多大的“靈魂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