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普惠性托育體系可以有效緩解家庭養育負擔，提高市民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普惠性托育服務可以將女性從繁重的家務勞動和家庭育兒照顧中解放出來，提高勞動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壓力。

2022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發展普惠托育服務，減輕家庭養育負擔。同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制定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實現普惠性托育機構街道全覆蓋，建設兒童友好城市”。這也是深圳市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實現普惠性托育機構街道全覆蓋的目標，加快建設高質量普惠性托育服務，無論對于民生福祉還是優化人口結構都有重要的意義。

一、建立普惠性托育體系的重要性

一方面，普惠性托育體系可以有效緩解家庭養育負擔，提高市民的生育意愿。與市場上每月七八千元甚至上萬元的托育服務收費相比，普惠性托育服務收費相對較低，能夠為大部分市民所接受，可以減輕嬰幼兒家庭養育負擔，從而使更多的家庭愿意生育。

另一方面，普惠性托育服務可以將女性從繁重的家務勞動和家庭育兒照顧中解放出來，提高勞動參與率，緩解勞動力壓力。德國和日本是普惠性托育服務做得比較好的兩個國家，女性就業已經成為日本解決勞動力不足、應對少子化危機的重要手段。

二、發達國家和國內城市普惠性托育體系建設的經驗

目前國際上主要有三種托育服務模式：一是市場主導模式，主要以英美國家為主，主張嬰幼兒照顧是家庭和私人領域的事情，國家只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但總體來說兒童托育費用基本由家庭承擔。二是政府主導模式。主要以北歐國家和法國、德國等高福利國家為代表，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公共托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普惠的嬰幼兒服務。第三種是政府引導模式，主張以家庭為主，政府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提供育兒假、經濟補助等家庭支持政策協助父母解決兒童照顧問題。在不同的政策體系下，嬰幼兒托育費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有所不同。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數據，2016年OECD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費用占家庭凈收入的平均值為12．6％，其中歐美國家比例比較高，英國達到32．1％，美國則為28．7％，北歐和西歐國家則相對較低，瑞典僅為4．4％，法國和德國分別為9．7％和9．7％。政府引導模式的日本比例為15．3％，略高于OECD國家平均水平。

1．美國

美國0－3歲的托育機構主要有日托中心和家庭日托，日托中心是美國最為普遍的早教機構，日托中心除了為嬰幼兒提供保育，還會提供一些早期教育服務，費用由家長自理。家庭日托是在私人家庭中進行的托育服務，通常是保育者在自己家中對若干個兒童提供服務，收費相對日托中心略低。美國也有免費的0－3歲托育服務，主要面向低收入家庭或有特殊需要的嬰幼兒。

2．德國

德國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公共托育服務體系，所有年滿1歲的兒童都有法定權利進入日托機構。在德國的托育機構中，公辦托育機構占比33％，教會創辦的非營利性托育機構為32．9％，非教會創辦的非營利性托育機構為31．1％，營利性托育機構比例僅為3％。

3．北歐國家

北歐公立兒童托育服務的特點是倡導托育一體化，瑞典以全日制托兒所為主體，主要接收1－6歲兒童，嬰幼兒可獲得每周30小時的全日制托育服務，1歲、2歲、3歲的入托率分別是49％、89％和93％，需要家庭承擔的費用不到總費用的10％。

4．日本

日本保育有三種形式，一種是以教育為主的幼兒園，主要接收3－6歲兒童。第二是以保育為主的保育所，主要接收0－6歲兒童。第三是結合了教育和保育的“認定兒童園”。收費方面，日本幼兒園是全免費的，而保育園收費是根據家中孩子數以及上一年度家庭收入綜合判斷，家庭收入越低收費越低，甚至完全免費。第二個孩子保育費半價，第三個孩子保育費用全免。由于保育所服務時間長，更受家長歡迎，2019年東京都共入保育所兒童數達到26．96萬人，而同期幼兒園人數只有15萬人。此外日本還鼓勵企業興辦托育機構，政府給予運營費、裝修費等補貼或減輕企業稅費。

5．上海市

上海市是我國比較早推動普惠性托育服務的城市，2018年上海市就制定并實施了相關指導意見。上海市由于出生率相對較低，幼兒園學位較為寬松，主要發展幼托一體化機構，2020年上海市有幼托一體化園所近500所，占全市托育機構的比例達到七成，2022年計劃在全市一半以上的幼兒園中開設托班。此外上海市總工會還推出“親子工作室”補貼計劃，對于建立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內的親子工作室，按照托管人數和時間給予寒暑托班1－4萬元不等、晚托班3－6萬元不等的補貼，全日托班補貼金額為10萬元，應急托班補貼金額為1－10萬元不等的補貼。

三、打造高質量普惠性托育服務體系

1．加強多元化的普惠性托育機構建設

一是加強街道和社區示范性普惠性托育機構建設。短期內可以在每個街道建設一所示范性普惠性托育機構，中長期在每個社區建設一家普惠性托育機構。二是在有條件的幼兒園探索設置托班，開展幼托一體化服務。深圳市幼兒園資源相對緊缺，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可以在學位相對寬松的幼兒園探索設立托班，在條件允許下逐步推廣。三是鼓勵社會力量舉辦托育機構。通過提供場地、減免租金、稅費優惠、財政補助等降低托育機構的運營成本，采取公建民營、民辦公助、公辦民助等方式多渠道增加供給，鼓勵民營資本、社會力量參與托育服務，增加普惠性托育機構供給。四是可以發展家庭式、社區式的小型托育機構，借鑒“河北福嫂·燕趙家政”、北京“民居園”等方式，提供家庭小型化托育服務，就近開展全日托、臨時托、計時托等服務。五是以補貼的方式鼓勵企事業單位主辦托育事業。政府通過分擔經濟成本與責任風險，推動有條件的大中型企業、商業樓宇、園區自行舉辦或聯合辦托，解決職工后顧之憂。

2．適當保持一定比例的普惠性托育機構

幼托機構如果收費過高，只能一小部分家庭能夠承受，起不到減輕家庭養育壓力的作用，如前文所示，2016年OECD國家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費用占家庭凈收入的平均值為12．6％，因此要保持一定比例的普惠性收費機構。目前深圳市推行的普惠性托育機構每月最低收費標準為2645元（每年約合3．2萬元），市場營利性托育機構的收費多為7000－10000元/月，按照8000元/月計算，每年約9．6萬元。2020年深圳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4878元，家庭按照2個勞動力計算，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約為13萬，則普惠性托育機構收費占家庭凈收入的比重最低為24．6％，比英國（32．1％）和美國（28．7％）低，比日本（15．3％）略高。如果按照營利性機構收費，該比例則達到73．8％。所以要保持相對比例的普惠性托育機構，在普惠性托位不足情況下，重點保障低收入家庭和其他弱勢家庭優先享受公共托育服務。

3．提高幼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

國外幼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相對較高，比如丹麥的托育服務從業者必須接受3年高等專業教育，并持有社會教養員資格證書。瑞典的托育服務從業者至少要有2年半的學前教育專業學習經歷，或至少1年的托育服務助教經歷。而我國的托育服務從業人員大多是來自家政領域的保育員，專業人士相對較少，因此要大力提高幼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盡快建立0－3歲托育人員資格認證制度，通過標準化的培訓和考試使更多的人才投入托育事業。同時職業院校可以圍繞0－3歲嬰幼兒托育服務開設相關課程，把嬰幼兒托育服務人員作為人才重點培養對象，納入緊缺人口培養計劃。（倪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