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榻的賓館內，蓋之庸原打算隨便翻翻書桌上的一本《你好，紅山》。打開書后，他卻被一句話深深吸引：“經過學者們一百年來的不懈努力，紅山文化逐漸成為實證我國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案例，并且形成了中國文明起源的紅山模式。”

蓋之庸是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22日，他在參加中華文明的璀璨星辰“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討會時對記者表示，這句話恰切地將內蒙古、遼寧兩地與紅山文化串聯起來，一串就是70年。

“在中國，梁啟超之子梁思永先生是最初對紅山文化進行探索的中國學者，但真正將紅山文化進行命名則是他的弟子尹達。”23日一早，赤峰博物院副院長、《你好，紅山》一書作者秦博對記者表示，“實際上尹達是在梁思永的建議下，正式命名了紅山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陳星燦認為，尹達先生于1954年在《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首次提出紅山文化，這在紅山文化研究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多數受訪學者稱，事實上在此之前，一批批海外學者亦曾對紅山文化進行了關注。

1906年后，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曾在紅山地區發現了大量的文物標本，并發表文章向世界傳遞了紅山文化的信息；1919年法國人桑志華、德日進亦踏足紅山，并撰寫文章；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遼寧沙鍋屯洞穴發掘過程中出土了包含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遺物，該工作使得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一道成為中國最早被考古工作者揭示出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賈笑冰認為，紅山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上接遼西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以其玉器傳統、禮制建筑聞名中外。從1954年迄今，內蒙古與遼寧因紅山文化而在考古學領域逐步獲得巨大知名度。

圖為元寶山積石冢考古現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近期在內蒙古元寶山積石冢進行的考古工作，亦側面證實了赤峰地區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之間聯系的緊密。”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黨郁表示，積石冢內大墓出土的玉龍，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土中體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紅山文化玉器，基本涵蓋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類型，填補了內蒙古地區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

圖為牛河梁遺址地形圖(資料圖)。秦博供圖

“最新考古顯示，(遼寧)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是經過統一規劃設計并在較短時期內集中興建的臺基建筑群，凸顯了紅山社會強大的社會組織和動員能力。”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郭明表示，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已知規模最大、由多個遺址點構成的遺址群，其考古工作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以“壇廟冢”為代表的遺跡、精美玉器表現出的“玉禮制”等一系列考古發現，奠定了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內蒙古、遼寧地區的紅山文化，亦曾得到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的高度評價。他稱，紅山文化“象征中華文明曙光應當是恰如其分的。”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韓建業認為，距今6000年前后是“早期中華文化圈”形成的關鍵時期，紅山文化則成為最早的“早期中華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重要的源頭，紅山文化是最早參與到一體化進程中的古國文明之一。在郭明看來，紅山文化積石冢形成的用玉制度，開中國玉禮器、玉禮制之先河；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由祭司作為媒介、溝通天地的基本結構，也是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藍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