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里的語言學(子曰詩云)

【資料圖】

《荀子》一書歷來爭議不大，大部分是荀子自己寫的，很可靠，當然后人也有增益。

荀子自己說了，他的書是因“嫉濁世之政”而作，書中頗多洞察社會政治、道破人情世故、指示立身行事的內容，涉及領域廣泛——哲學、倫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語言、文學，都有涉獵，都有精論，一向被目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讀《荀子》，不但可以了解古人的學術思想，也有益于讀者立身處世。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作為儒家集大成式的人物，荀子改造了孔子的學說，對孟子則全盤否定。其哲學觀的關鍵詞是“性惡”。可惜荀子和孟子不同時，不然他們倆若能面對面激辯一番，場面一定十分精彩。不但立論針鋒相對，文辭華麗也是自不待言。

孟子滔滔雄辯，天下聞名；荀子當過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相當于大學校長，也是口才了得。郭沫若寫《十批判書》，把《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列為先秦散文“四大臺柱”：“孟文的犀利，莊文的恣肆，荀文的渾厚，韓文的峻峭，單拿文章來講，實在是各有千秋。”

《荀子》一書內容豐富、邏輯嚴密、環環相扣，從哲學上論證完人性惡，一方面強調后天學習的重要性，一方面提出在政治領域要用禮與法來規訓，兼重道德教化與法治刑賞；政治的基礎是經濟，《荀子》還詳論富國之道；戰國時攻伐不斷，《荀子》又專門論及軍事，認為“仁人之兵”無敵；此外，其他篇章品評諸子百家思想、闡述語言理論、首開辭賦先河，都有值得細琢磨的地方。

這本書編排得這么好，得益于歷代整理者的工作。先是西漢的劉向，把國家藏書中的《荀子》校定為32篇，稱為《荀卿新書》。唐代學者楊倞是第一個為《荀子》作注的人，他重新排定《荀子》的篇次，新編目錄，分為20卷，改名為《荀子》。本書的名字、形制從此相沿至今。清中葉，《荀子》的校勘、訓詁大盛，汪中、盧文弨、謝墉、郝懿行、王念孫等樸學大家相繼用力于此書。光緒年間，學者王先謙采摘諸家之說，附以己見，撰寫出《荀子集解》，一問世就成為近代以來最通行的《荀子》讀本。

《荀子》一書中穿透歷史的思想很多，從訓詁的角度來看，最有價值的一點是“正名”。

“名”在邏輯學中指概念，在語言學中指詞。先秦時期，鄭人把玉叫做璞，周人卻把老鼠叫做璞。母親，有的地方叫媽，有的地方叫娘。這些例子說明，雖然每個詞匯都有語音和語義，但不同民族、不同地方，可以用不同的聲音表示相同的意義，也可用相同的聲音表示不同的意義。

為什么會這樣？《荀子·正名》提出了一個千古不刊之論：“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意思是，名稱沒有本來就合適的，而是人們共同約定某個名稱來給事物命名；約定的名稱確立下來并且形成了習慣，這就叫作合適的；與共同的約定不同的，就叫作不合適的。我們把馬叫作馬，你就不能管它叫牛。在這方面，真理掌握在多數人手里。

一個詞說明一種或幾種事物、現象，這種對應關系是由使用這種語言的集體，在互動過程中約定俗成的。《荀子》這個約定俗成的原則，點明了詞義的社會性。這一點提醒人們，在理解、訓釋詞義時必須根據特定的社會現實和語言現實，不能帶主觀任意性。

中國幅員遼闊，自古就有復雜的方言。《論語》里說，孔子用“普通話”讀《詩》《書》，用“普通話”主持禮儀，說明當時就有通行語跟方言的區別。《荀子·正名》里說，萬物的名稱要依從中原地區華夏各國已經形成的習俗與共同約定，遠方不同習俗的地區，就依靠這些名稱來交流。這里談的是語詞的地域性。

此外，《正名》篇還點明了語詞和詞義的歷史性。荀子說，現在出現了很多新的怪僻的詞句，名稱和實際事物的對應關系很混亂，將來對舊的名稱會有所沿用，并創制一些新的名稱，因此，對于為什么要有名稱、制定名稱的關鍵，就不能不搞清楚了。

換言之，今天的舊詞是昨天的新詞，今天的新詞是明天的舊詞，隨著歷史的發展，詞語不斷新舊汰換，詞義有轉移或伸縮的變化，名實之間會發生矛盾，對此不可不留心細察。

論證語言的社會性、地域性、歷史性，只是《荀子》思想寶庫的冰山一角，更多真知灼見，尚待讀者諸君的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