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大學教授陳慶妃對話馬來西亞華人作家黎紫書——書寫華埠：一場漫長的磨合

【作家簡介】

黎紫書，1971年生于馬來西亞，自1995年以來屢屢獲得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臺灣聯合報與時報等各項文學獎，曾獲馬來西亞優秀青年作家獎、云里風年度優秀作家獎等，2016年獲南洋華文文學獎。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獲得第四屆紅樓夢長篇小說獎評審獎。已出版長篇小說《流俗地》《告別的年代》，短篇小說集《野菩薩》《山瘟》《天國之門》，微型小說集《余生》及散文集《暫停鍵》等。

【作者簡介】

陳慶妃，福建松溪人，文學博士，華僑大學文學院、海外華人文學暨臺港文學研究中心教授，“海外華人文學理論與批評”方向碩士生導師，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會理事，泉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監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華僑華人文學、香港文學。

【《中國新聞》報作者陳慶妃報道】馬來西亞旅臺學者陳大為將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三分天下：作為中心的西馬文壇、東馬婆羅洲寫作、馬華旅(在)臺文學。然而，作為“七字輩”馬來西亞華人女作家，黎紫書卻是一個很難歸類的存在。她的游離，她的榮譽加身與諸方批評共存，理解“這一個”黎紫書，成為本期訪談的初衷。

女性書寫(或以“偽男性”方式)幾乎貫穿了您所有的創作，從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天國之門》到唯二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流俗地》。許維賢2001年曾對《天國之門》有所批評，認為您樂衷于演繹“女人神話”。許的批評是建立在對您作為“獨樹一幟的一流作家”的要求之上的。二十年以后，這還是一個有效的問題。請問這個神話還在嗎，或者是換一種方式存在？

黎紫書：我不曉得何為“女人神話”，也不明白一個女作家以女性視角寫作，或多以女性為書寫對象，這何以值得批評。男性作家寫男人(或英雄)的多了去，并不見得會招來一種“樂衷于演繹男人神話”的說法。

2001年，我在寫作路上才出道五年，也才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當時說我“樂衷”于什么，肯定言之過早了。那以后二十年我算是筆耕不輟，別人──無論是普通讀者抑或是評論家──給我套個什么名頭或對我有什么樣的要求和期許，我實在是管不上的。但到這時候了，我仍然不明白，把“女性書寫”甚至“偽男性方式”(兩者根本上是不同的吧？)套在一個女作家頭上，有什么意義呢？但凡看見這些性別標簽，我總會問：同理能反過來用在男作家身上嗎？顯然，我從沒聽過“男性書寫”(更別說“偽女性”)這回事。

“獨樹一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為對一個作家來說，認識到自己的獨特性，寫只有自己能寫的作品，基本上就可以獨樹一幟了。當然，“一流作家”是另一回事，那得有眼光，有功底，有創意，有格局。現階段，我就寫我能寫和我想寫的，這態度和信念賦予我自由，而這種自由既超脫于評論，也超脫于性別。盡管過去二十五年寫得不多，但無論寫的是微型小說抑或長篇，我的態度都是一絲不茍的，現在也是時候撕掉貼在我身上的各種標簽了吧？

陳慶妃：馬來西亞華埠錫都怡保是您的眾多小說的原發性場景，一個沒落的華人小鎮，已經不再是開埠時期充滿淋漓的野性、屬于男性的時代。父親去哪里了？在“失父”的國度重建生活需要女性柔韌的生命力，面向凡俗、瑣碎，承受生命之輕。就您個人而言，是如何理解華族在馬來西亞的命運，如何理解華文寫作在馬來西亞的意義？與不少馬華男性作家的抵抗、悲情寫作有何不同？

黎紫書：當今之世，每當一個女作家使用“父親”這個詞，便總是帶點女性主義的味道，仿佛我們正在委婉地談論著父權和女性命運這種“終極”課題。我其實并不認同把女性課題都簡單地放在父權社會的框架里觀看和討論，我覺得這種視角太狹隘了，最終會造成集體的偏頗。

我個人從不諱言成長經驗中父親的缺席，但我不以為這可以直接拿來裁定我的“女性命運”，畢竟我若是個男孩，家中有個功能崩壞的父親(或母親)，也肯定會影響我的人生，從而表現在我的寫作上。

我的家鄉怡保無疑是個沒落的華人城鎮，但這不意味它就不再屬于“男性的時代”了。男性沒有這么容易放棄一個時代，時代也不會這樣就對一個地方放手。相反的，在一個不夠“先進”的地方，人們對性別的觀念和態度多半會必較保守些，女性也可能會相對更溫順一些，或者對男性更順從一些(而這并不表示她們就沒有“柔韌的生命力”)。

我覺得自己在本質上沒有太強烈的“反抗精神”，至少它不是那么形于色，總要高舉拳頭大聲疾呼。我也不以為華族在馬來西亞面對的是持久的斗爭，我認為這是一場漫長的磨合。我這么說，感覺就不那么“悲情”也不那么波瀾壯闊了，而是有點無奈，卻又不失堅毅。

無論是抵抗抑或是磨合，你要我說華文寫作在馬來西亞的意義，我先想到的是那是我們的驕傲──主要是在別的華族同胞面前自我感覺良好──放到世界地圖上，它最能表現馬華這群體的獨特性，也最能說明我們在文化上的價值觀。

陳慶妃：馬華作家都有寫一本“大書”(有影響力的長篇)的自我期許，以回應自身在華語文學世界的“邊緣”位置。《告別的年代》出版后獲得嘉譽，您已經告別了“寫大書”的焦慮，那么十年后再寫《流俗地》有何特別的意義？對您而言，《流俗地》是一本“大書”嗎？如果說《告別的年代》中的杜麗安屬于“大女主”，《流俗地》中瞎女古銀霞無疑是“小女子”，從馬華女性代際承續的生命史到日常的生活流、浮世繪，您如何看待家族史書寫與日常言說，二者之間孰輕孰重？

黎紫書：《告別的年代》今年要重新出版了。對我而言，當初動筆寫長篇也許出于“寫大書的焦慮”，因而雖明知有點勉強，仍硬著頭皮堅持它寫完。無論它得到什么嘉譽，我很清楚這作品完成度不足，達不到我自己的預期。盡管理想中的“大書”并沒有寫出來，但誠如你所言，那以后我真沒有了寫大書的急迫感。

十年后書寫《流俗地》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之前那“勉力為之”的書寫經驗對我何其寶貴。《流俗地》看似反璞歸真，不少人把它看為樸實的寫實主義作品，若是用現代主義的眼光判斷，這似乎就意味著作品的創意不足、格局不大。可是它在我心里是真正的野心之作，寫一部如此“不尋常”的馬華文學作品，比寫《告別的年代》需要更大的勇氣和自信，而這些勇氣和自信，實際上有一大部分就來自之前寫長篇的經驗。我在剛交上去的新版《告別的年代》序文中，把這部小說比作一道“木人巷”，它是我為以后的長篇作品所做的準備。沒有它，我不會寫出后來的《流俗地》。

就我本人而言，家族史書寫與日常言說無所謂孰輕之孰重的問題，杜麗安與銀霞兩個女子面對命運和家國，擺出來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姿態，但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骨子里卻是一樣。我無意抑此揚彼，也無意把自己的態度和立場加諸小說人物的身上，讓他們成為我的工具。我只在意自己有沒有充分展現出我對這些人物的觀察和情感。

陳慶妃：您的小說在中國內地“登陸”——發表和出版應該算是很不錯。“黎紫書研究”在華人學術圈也算是“顯學”，從美國華人學者王德威到馬華旅臺學者黃錦樹、張錦忠，馬華學者林春美、許文榮、許維賢，以及內地學者都不吝筆墨，然而“拒絕闡釋”卻是您的基本態度。您的很多小說一定程度上對此前的學者批評做了抵抗性回應，甚至在小說中設置了學者的批評空間，與之對話、詰問、反駁。學者批評反向驅動了您的創作，可以這么理解嗎？

黎紫書：不，你不可以這么理解。這不是一道數學題，不能套一個這么非此則彼的公式。我確實對評論渾不在意；對于我讀過的那些學院派的文學評論，多數時候我都覺得有生搬硬套之嫌，不敢茍同。至于那些批評我的作品的，他們評得對不對、有沒有道理、是不是有洞察力和創見，我身為作者，更是了然于心。既然我寫出《告別的年代》那樣的作品來，我對評論的態度也就擺在那里了，不容我辯駁。

我必須承認在那部作品里，我對文學評論擺出了一種揶揄的、不友善的姿態，今天的我應該不至于再如此冒犯，但那是因為我年紀大了，也自省過，再不喜歡這么沖撞的表達方式。可我事實上仍經常覺得文學批評與文學作品像兩個平行世界之物，難得有對得上話的時候；或者說，我以為學院派的訓練往往使得文學批評(不得不)成為一種壯觀又理直氣壯的誤讀。

坦白說，以一個寫作人的立場而言，我始終認為這些批評對創作者無益，也就是我不相信有哪個作家會從中獲得寫作的養分，但我不否認好的文學評論可能會對讀者產生一些啟發或某種“導讀”的作用。

不管怎樣，我對批評的不信任實在不影響我寫作的動機和方向。《告別的年代》算是個特殊的例子，那個作品算是對批評的一種挑釁，但這種挑釁本身難道不也是可以被闡釋的嗎？所以我并不認為這是在“拒絕闡釋”。

后來寫《流俗地》，我是在完成以后才發現，這作品不具備學院對文學作品所提出的好些既定要求，要是交到學者們的手上，肯定會是一項艱難的挑戰──我可不是為了挑戰學者而寫這小說的。

(完)